本研究在对改革开放30年来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大背景下，运用政治精英生涯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县干部1978年以来的变迁和晋升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并提供了中县干部的整体图像和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

　　从中县干部的构成来看，中县干部体系是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的四层金字塔。从干部的家庭出身来看，60%来自于农家，20%来自于干部家庭。从性别结构来看，90%是男性，10%为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主要分布于35-55岁的年龄区间。从教育程度来看，全日制教育是空前绝后的中专一代，在职学历教育则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从专业来看，全日制教育文科和理科都占一定比重，文理不分的比重最大。在职学历教育则以人文社科为主。从籍贯分布来看，基本都是地方精英，正科级以下基本都是中县人，副处级以上基本都是非中县的北山市人。在籍贯分布中，不均衡现象明显，某个地域集中产出干部的精英集群现象突出。

　　从中县干部的来源来看，主要是三个渠道: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和吸收录用。从他们的初职获得来看，主要是贯彻学用一致，专业对口的原则，同时关系等社会资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获得初职后，大多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成长阶段，这其中，再筛选机制在他们的单位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教师从政则是比较鲜明的干部流动现象。同时在干部流动中，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突出。而单位流动的结果证明，干部资源的多少和单位的好坏往往成正比。

　　从中县干部的发展轨迹来看，主要有混合型和单一型两种轨迹，并以混合型为主，说明干部的流动和他们的晋升成正比。从干部轨迹可以看出，中县干部的仕途已经制度化和例行化，一个干部现在的职位和年龄大致决定了其仕途的发展前景。从干部仕途各个级别的时间间隔来看，晋升为副科一般约8年，副科到正科约3年，正科到副处约7年，副处到正处约7年。干部的仕途轨迹中，政一党螺旋晋升模式明显，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并不断螺旋上升，这个模式主要根源于党政分立的制度设计。

　　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很大，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干部的摇篮。在中县，关键机构主要有:党群系统的县委办、组织部、纪委和团县委等:政府系统的政府办、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等:公检法机构和重点镇等。关键岗位主要有: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县委办主任、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团县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等。特别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是干部晋升的重要岗位来源，从而形成了干部仕途中富有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和“秘书现象”。

　　从政绩与干部的仕途来看，1978年以来，中县实行了一种以激励为主的干部政绩型体制。通过中心任务和目标考核，这种体制把干部引入为晋升而发展的竞赛中，从而形成了中县30年巨变的制度性因素。但凭政绩用干部必然导致政绩真伪问题，并导致假政绩的不断出现。政绩型体制在中县演化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精英乡镇集团，产生了乡镇党委书记晋升的双强模型，这种双强模型以经济发展和绝对绩效为基础，使得绝对绩效而不是相对绩效，综合指标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但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经济发展和经济指标成为政绩型体制的基础。

　　从关系与干部的仕途来看，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起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从中县的实际来看，关系类型主要有:家族、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这其中，政治家族现象突出。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同时，干部的晋升是能力、关系、经济、领导推荐、群众基础、机遇和资历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是干部仕途中的关键环节，并导致隐性台阶的强化和干部仕途“过度竞争”的格局。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有机结合，这其中非正式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并成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200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来到河南省北山市中县挂职锻炼®，计划乡镇1年(挂职副乡长)，县政府1年(挂职县长助理)，主要任务是田野调查，写作博士论文。出发的时候，导师一再要求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就是睁大眼睛，多观察，多思考，在挂职实践中发现社会事实，发现论文主题。

　　中县位于河南省，全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80万人，设8镇5乡，2个街道办事处。中县境内，八水竞流，地势平坦，号称“百里平川”: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历史上自然灾害较少，中县人称自己家乡为“贵地”。

　　中县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现正在向工业县转型。农业形成了蔬菜、畜牧、棉花三个支柱产业，是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和绿色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工业形成了棉纺织、食品加工、化工、建材等四个优势行业。截至2009年，中县国民生产总值为130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个多亿，支出为8个多亿，农民人均收入5000多元。

　　在和中县领导干部的朝夕相处中，渐渐产生了研究这一群体的想法。在和导师多次交流沟通后，正式确定论文以中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历程为基础，以晋升机制为主题，时间跨度则主要限定为1978年以来。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党的执政基础、政权的稳固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同时，对县乡干部政治生涯的研究，是了解中国基层政治和社会变迁的钥匙和枢纽，因而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层次是现任的中县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重点是正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各单位的一把手。具体来说，包括各乡镇的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县直党委部门的常务副部长等，政府部门的委主任以及各局局长，垂直部门的各局局长: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武装部以及工会等机构的主要领导。

　　第二层次是1998年以来曾在中县任职的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和现任的领导干部一起，形成了中县10年来完整的领导干部更迭和变迁谱系。

　　第三层次是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任职的离退休的老干部。这些老干部政治生涯长，经历的事件多，又是党的干部政策变迁的亲历者和体现者。同时，这些老干部阅尽沧桑，顾忌较少，往往能够坦率深刻地谈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他们增加了本研究的厚度和深度。

　　政治精英生涯分析是政治精英研究的元模式和元方法，这正如美国政治精英研究大家拉斯韦尔所说:没有精英生涯的政治学只是动物标本(LiCheng,2001:51)。通过对微观的精英生涯的分析，可以贯通中观的政治机构生态和宏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因此，国内外的政治精英研究大多从精英生涯分析入手。

　　从微观层次来说，精英生涯分析主要关注精英的成长环境，精英政治生涯的转折，精英政治生涯的轨迹和流动，以及精英政治生涯的退出等等，往往需要构建完整的政治精英生涯历程。

　　从中观层次来说，政治精英生涯是在一定政治机构内的生涯，从而可以反映政治机构的组成、运转和生态，而不同的政治机构往往会在精英生涯留下不同的烙印。

　　从宏观层次来说，对政治精英生涯的分析，往往能够反映特定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比如政治精英的录用和流动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往往有不同的模式和特点。

　　深度访谈法是定性研究较为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近些年，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深度访谈法通过面对面的交谈，获得深度事实和复杂细节。由于本研究主要围绕中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深度访谈是较好的研究方法，并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形成个案研究。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包括下列范畴和人员:

　　(1)乡镇领导。中县有15个乡镇，这样就有15个乡镇长和15个乡镇党委书记，笔者访谈了13个乡镇长和15个乡镇党委书记，形成了乡镇党政一把手的28个访谈个案。

　　(2)县直部委局以及垂直部门的局领导。中县一共有83个县直部委局，12个垂直部门局。这样就有83个县直部委局一把手和12个垂直部门局一把手。笔者访谈了45个县直部委局一把手和6个垂直部门局一把手，形成了县直部委局和垂直部门局一把手的51个访谈个案。

　　(3)县领导。中县把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统称为县领导，包括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武装部以及工会等机构的领导共32人，全部进行了访谈,形成了32个访谈个案，这其中包括28名副处级领导和4名正处级领导。

　　(4)老干部。笔者共访谈1978年以来曾经在中县工作的老干部26人，形成了26个老干部访谈个案。

　　(5)副科级干部和正科级干部。笔者还根据论文需要访谈副科级干部16人和正科级干部8人，形成了24个访谈个案。

　　而笔者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的1年中，曾经访谈了60多位西城乡政府的领导干部，同时还对16个乡直部门的一把手和16位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访谈，共形成近100个访谈个案，这些个案提供了丰富的乡村干部生涯材料，并对本研究起到了预调查的作用。

　　(1)圈定式访谈。就是研究者圈定必须访谈的对象，这包括县领导，县直重要部委局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等。

　　(2)推荐式访谈。就是让访谈对象推荐访谈对象，这一方面具有针对性，提高访谈效果和质量，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些领导干部的朋友圈和关系网。

　　(3)追溯式访谈。就是通过访谈了解到一些人或事件所涉及的人之后，顺藤摸瓜，沿着线索谈下去，同时注意收集当事人双方乃至第三方的意见。实践证明，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客观公正地了解问题，获得第一手材料，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访谈效果。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挖到很深的东西。

　　笔者在访谈过程中，明显感觉到老干部和副科级干部更坦率一些，更能谈出县乡领导干部政治生涯中的一些实情，而一些一把手特别是正在追求进步的一把手，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顾忌，对于这些，笔者一般通过访谈他们的上级或者下属来获得一些对比材料，比如对于关系网，当事人不愿过多谈及，就可以通过一些老干部或者任职较长的干部获得。中县不大，官场有其独特的信息传播系统，比如酒桌上，牌场上，相互之间，很难保存什么秘密。对于每个领导干部的具体情况，通过其本人和其上级下属的相互印证补充，往往能够形成完整全面的生涯材料。

　　对于本研究，中县县委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大力支持，提供了很多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大致分为下列类别:

　　(1)中县县情类。包括《中县县志》、《中县年鉴》、《中县乡村志》、《中县统计年鉴》等等，这些主要是通过县政府办、史志办等部门获得。

　　(2)简历类。包括15个乡镇党委书记和15个乡镇长的简历:83个县直部委局一把手的简历:12个垂直部门局一把手的简历:32名现任县领导的简历:1998年以来曾在中县任职的52个县领导的简历，这些主要通过组织部门以及相关部门办公室和《中县年鉴》等渠道获得。

　　(3)组织人事类。包括各级组织部门的《组织工作文件选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策法规文件选编》、《干部工作文件选编》、《干部人事工作实用手册》、《中国河南省中县组织史资料》、《北山干部任免名录1949-2000》等等。各级人事部门的《人事工作文件选编》、《》等等。这些主要通过组织人事部门获得。

　　(4)档案类。包括中县制定的干部政策文件档案，干部任免文件，违纪档案，编制文件，机构改革文件等等。这些主要通过县纪委、档案局、编制办、机要局等机构获得。

　　这些文献材料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对这些文献材料的分析和统计，补充了通过访谈不能获得的资料和信息，同时，通过这些文献和访谈资料的相互印证，既能够判断访谈资料的可靠性，也可以为访谈资料提供政策框架和制度变迁脉络。

　　在中县挂职锻炼近2年的时间中，通过工作、开会、交谈以及喝酒等各种方式，我得以和中县的很多领导干部近距离接触，有很多都成为朋友。中县官风纯朴，没有排外思想。中县领导干部对于我这个下来挂职锻炼做社会调研的博士相待甚厚，我和他们也是“和谐社会”，相处甚宜，这些都为参与观察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近距离的交往和接触中，我得以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交往:他们的发言、心声、思考:他们的酸甜苦辣、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这些都为本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感性基础和地方知识。

　　本论文对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就是提出并采用了“履历和访谈二重法”，一方面收集了中县重要干部的全部简历，从而构建了中县干部的简历体系。另一方面，对重要干部全部进行深入访谈，这样简历上无法体现的重要方面，就可以通过访谈得到。比如工作的具体变动以及每一次晋升的过程,特别是重要晋升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出现于简历，也就是简历只是提供干部的生涯框架，很多重要的细节资料必须通过访谈获得，这样简历和访谈就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从而得以构建干部完整而翔实的政治生涯历程，这就是精英生涯分析的“履历和访谈二重法”。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是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我的内部人身份显然大大有助于这一方法的运用和实施，这是很多研究者无法具备的优势。

　　本研究中,领导干部和政治精英是同义词，文献主要对194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进行梳理。中国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上下同构，上层和下层的政治有很多的类似性。二是政治的精英性，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是“精英治国”，革命无非是新的精英打倒旧的精英。这使得在中国，精英政治和政治精英是一颗硬币的两面，息息相关。而本章希望把对中县干部的研究放在1949年以来整个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历史脉络中。从国内外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来看，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但也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从国内外对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现实来看，有两大特点:一是形成了欧美、港台和大陆三大学术研究重镇，特别是形成美、台和大陆学术研究三极，这其中，大陆的政治精英研究正在崛起。二是大陆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县以下，特别是乡村，境外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省部级以上，这使得县一级政治精英的研究成为大有可为的领域，也是本研究的缘起所在。根据本研究的主题，本节从政治精英特征，机构、职位与晋升，政绩与晋升，关系与晋升以及县乡政治精英研究等五个方面,对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文献进行考察。

　　早在1969年，Kautsky(1969)在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的研究中，提出随着这些国家向工业化的转型，必将会伴随政治精英从革命精英向管理精英(技术官僚)的转型，并详细考察了两种类型精英在背景、经历、培养、态度和政策方面的不同。

　　1988年，LiCheng等(1988)在对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的研究中，提出了高层政治精英从革命老干部一一革命动员者和意识形态者向新的精英类型一一管理者和技术官僚的转变。李成等还对技术官僚这一术语的演变进行了详细考察。

　　此后对政治精英类型的研究不断出现，ChiangChiahsiung(1990)对1949-1987年期间172位省委的仕途轨迹进行考察，从理性一技术的官僚模式出发，认为专业技能和技术技能将成为精英录用的决定因素，虽然从1949到1987年，省委中只有16%的技术官僚，但iangChiahsiung观察到，1977-1987年，省委中技术官僚比例显著增加，这代表了一种重要趋势。

　　Lee Hongyung(1991)在对政治精英变迁的研究中，提出1978年以来，政治精英出现了革命干部向党的技术官僚的转变。徐湘林(2001)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转换提供了精英更迭的新范例，与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导致的政治精英更迭不同，内在政治动力是中国政治精英更迭的主要原因，精英更换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精英更换的结果是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崛起。LiCheng(2001)在对第三代和第四代高层政治精英的研究中，提出改革年代精英转型的显著特征就是技术官僚的崛起，技术官僚有三个特征:接受过技术教育，从事过专业工作，拥有领导干部职位。李成认为技术官僚的崛起，主要应归因于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针，而专业化方针实际上就是选拔接受过技术教育的理工科背景干部。Zang Xiaowei(2004)在二元精英路径视角下和对技术官僚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政治精英的政治一技术官僚特征，认为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代表了的两种官僚类型和晋升路径，组织宣传等政治官僚对于政治体系的管理和稳定至关重要，但他们需要技术官僚来分享权力，需要技术官僚的建议和专业能力，特别在经济领域。李成认为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的区分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中国，一个技术官僚一定是政治技术官僚，他们几乎都是员，一些甚至是组织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因而所有的技术官僚同时也是政治官僚。黄信豪(2008)对1978年以来高层政治精英流动的研究表明，政府部门精英录用并无外在于党务部门的单独通道，政府部门来自于党职出身的比例增加，党务部门精英具有科技专长的比例也显著增加，从而出现精英融合趋势，但党务部门对政治标准的要求要高于政府部门。

　　政治精英的晋升是个复杂过程，是多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选拔任用标准和程序以及政治机构都对流动影响很大，同时精英个人的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下面的文献主要是考察政治机构和职位等因素对晋升的影响。

　　Chiang Chiahsiung(1990)在对省委的研究中，发现省委的仕途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毛时代的清洗在邓时代基本不再出现。省委能否进入政治局与省的地位关联很大，这些关键省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四川和广东等，在进入政治局的23名省委中，17名来自于关键省份。省委的政治机会已经结构化:他们大部分具有本省工作经历，43%的省委是从省委书记位置上晋升，省委的平均任期是55个月等。

　　Bo Zhiyue(2002)对1949-1998年之间2534名省级领导进行了翔实的量化分析，发现省的地位不同对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影响很大。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代表席位，薄智跃建立了各省的权力指数，并称产出政治局委员的省份为“精英省”，主要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四川、山东、江苏和河南等省。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薄建立了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整体图像，发现:在时间序列下，省级领导人具有很大的稳定性，84%的会保持原位，3%得以晋升，3%水平流动，6%向下流动，4%会退休。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1967、1983和1993年，是省级领导人变动幅度较大的年份。薄还就省级领导人的个人特征和政治流动之间建立了模型，发现:大学文凭并无助于省级领导人的晋升，而具有大学文凭的省委领导的晋升几率竟小于没有大学文凭的省级领导。年龄和晋升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年龄大的省委领导流动率更大。从党员影响来看，非省级领导人晋升几率非常小，但降职和退休的几率也小。从籍贯来看，本省籍的省级领导人的流动形态和外省籍的并无大的差别，但他们的流动率要小一些。从民族和性别来看，少数民族省级领导人流动率要小一些，降职的几率也小一些，女性省级领导人晋升的几率小一些，不到男性省级领导人的50%。从工作的层次来看，来自于中央的省级领导人晋升几率大，水平流动和降职的几率也大，但退休的几率小。省级领导人政治流动也受政治形势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是最好的时期，晋升的几率大，降职的几率很小，能够体面地退休。从职务上看，省长的晋升几率最大，流动率也大，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则退休的几率更大。

　　Zang Xiaowei(2004)通过1988年和1994年《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中的1588名中国副省部级以上政治精英数据库，在二元精英路径的视角下，对中国高层政治精英的选拔任用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和晋升标准，党委系统晋升更强调政治标准，晋升中特殊主义更大一些:政府系统晋升更强育资格，晋升中普遍主义更大一些。同时具有重点大学理工学历的官员更易晋升。从流动率来看，大学文凭增加了党政官员晋升的几率，特别是在政府系统中，表现更为明显:同时，政府系统的流动率比党委系统的要大。

　　黄信豪(2008)以1978至2008年之间739位中国省部级以上高层政治精英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和专政的目标考量下，以及“调整为了生存，调整幅度也必须限制在生存目的下”的组织逻辑下，高层政治精英流动呈现“有限活化”的整体图景，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部门优先于党务部门的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党务部门精英的政治性要求始终高于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来自于党职出身的比例增加，党务部门精英具有科技专长的比例显著增加，通过党职经历，有意识培养专业精英:党职经历和政党赞助对精英仕途影响很大，年龄越轻和越快取得党职经历的精英，越快晋升为党领导人，而无党职经历，不具备政党赞助的专业精英流动率则较高:同时，党务部门流动率小于政府部门。不论晋升离退，任职正部级5-7年决定精英仕途发展结果，学历、专长能降低离退风险。

　　马敏镐(1997)通过对陕西Y县、江西G市、福建C市232名县乡干部的个人背景资料的分析，辅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对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进行研究。马敏镐建立了县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一般模式:预备阶段、人选产生阶段、考核阶段、人选确定阶段和任命阶段等。并具体考察政策性因素、素养因素、人口学特征、环境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在对Y县10个县直职位竞争的研究中，发现年轻者和学历高者更易胜出，而具有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和乡镇一把手经历的干部更具竞争力。从晋升路径来看，县级干部同一系统和部门的内部晋升占了相当比例，还出现了机关一基层一机关等的晋升路径。

　　Landry(2000)通过对江苏4个县市243名县领导和县直领导的深度访谈，从组织人事和干部的角度考察分权改革下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Landry把江苏4县干部的仕途经历分为:党委、政府、军队、群团、乡镇和企业等五个类型，并构建了这些政治机构经历和干部晋升关系的数量模型，发现，党委经历是干部晋升的重要通道，对干部的晋升具有很强的推力:政府经历效应不如党委经历:军队经历对干部晋升的效应也显著:群团经历在1980年代显著，此后逐渐衰弱:企业经历和乡镇经历对干部晋升并无多大助益，虽然乡镇企业对地方经济贡献很大:从各级组织部门的作用来看，对科级干部来说，县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对于县领导来说，则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这和组织部门下管一级的制度设计相符。Landry还发现，党龄和教育程度都有助于干部的晋升，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晋升较快。

　　Li Wei & Pye(1992)指出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秘书群体的普遍存在，并考察了秘书的职责，秘书的权力以及秘书和首长的共生关系等。LiCheng(2001)则注重研究秘书生涯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以及秘书在首长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政治联盟，政治权力基础的巩固以及协调作用等。李成的研究表明，在其界定的中国第三代和人中，具有秘书经历的都分别占据两成的比例，加上具有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长经历也分别约占两成，共约有四成的领导人具有秘书经历(Cheng Li,2001:151)，从而证明了秘书岗位是领导干部的摇篮这一命题。

　　寇健文(2001)通过对1978-2000年之间121位共青团中央常委的仕途考察，发现七成转业后担任党政干部，五成晋升为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从而实证了共青团为干部的摇篮，具有干部输送的组织使命。但团干部多半在组织、宣传、统战、外联和政法部门历练，很少担任经贸、管理和科技部门的主管，显示干部输送管道出现区隔分化现象。

　　李博柏、魏昂德(2008)对中国行政管理精英职位升迁中的政党庇护机制进行考察，认为党员在职业升迁和资源分配中享有优势，基于党员身份的政治不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分层秩序的核心。党员身份对职业生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入党早的人身上，党把成人教育作为提升干部培养对象的教育程度的主要方式，从而使得成人教育成为政党庇护的名副其实的方式。党员身份和精英职位具有强相关关系，这是政党庇护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

　　每一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需要相应的精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时势造英雄，此其义也。建制前，武装斗争需要和造就了大量革命精英，文革则造就了大量造反精英。1978年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进行，必然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建设精英和技术官僚。同时，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对政治精英的评价标准也必然变化，这是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而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不仅考察政绩与精英仕途的关系，还考察组织人事制度变革以及精英仕途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荣敬本等人(1998)在对河南新密市等地县乡政治体制运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县乡压力型的政治运行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下级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压力型体制关键是指标任务的层层分解和完成评价。这个体制很好地解释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和跑官卖官、寻租等腐败的发生，所以荣敬本等人提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的时代课题。

　　杨雪冬(2002)以河北涞源县的调查为基础，考察了政绩考核从“忠诚一命令”式向“忠诚一政绩”式的转变。新的政绩考核通过政治承包制，围绕指标任务的分解、完成和评价来进行，形成了过渡性的激励机制，但也带来了软约束和高成本等弊端。

　　Bo Zhiyue(2002)构建了省级领导人仕途的政绩型模式，认为派系和地方主义均不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而政绩则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变动。薄智跃发现，人口大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而经济绩效不是省级领导人流动的决定因素，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晋升:富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财政收入有助于晋升，多向中央上缴财政有助于职位稳定:直辖市的领导人有更好的晋升机会。总的来看，好的经济绩效有助于保持位置，但与晋升的效应并不显著，但向中央多上缴财政和税收有助于晋升。

　　周黎安(2008)提出了中国官员仕途的政治锦标赛模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多层次、逐级淘汰的锦标赛，让每一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中，让每个官员的仕途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使得经济绩效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提供了官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从而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一种解释。周黎安认为，政治锦标赛的关键是把政府官员的激励搞对了，通过行政任务逐级发包(责任状和数字目管理)、财政分权、属地管理和晋升竞争，从而形成了官员治理的整体性框架，使得官员为晋升而竟争，为竞争而发展。但政治锦标赛也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等。

　　周黎安(2008)等还运用1979-2002年的省级水平的数据验证官员晋升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他们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省区GDP实际增长率越高，省级领导干部升迁的概率越大，而权力终止的概率越低。周黎安等还发现，相对经济绩效也就是任内平均经济绩效和相对于前任的经济绩效对官员的晋升作用更为显著，从而支持了中央运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观点。

　　张军(2005)等认为，为增长而竟争，这是中国增长之谜的一个解释，让地方官员树立为增长而竟争的政绩观，这是最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各级官员增长共识的达成，对中国的发展作用甚巨，如果没有增长，那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张军等(2008)还通过1978年以来省级领导人的数据发现，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等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官员任期和经济增长呈现倒 U型特征，任期定为5年是比较好的选择。

　　徐现祥、王贤彬等(2007)通过1978-2005年省长和省委书记交流的数据，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书记)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王贤彬、徐现祥等(2008)还发现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从来源的角度看，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显著:从离任后去向的角度看，调任中央的省长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更高的经济增长绩效。徐现祥、王贤彬等(2008)还通过1978-2005年间京官交流数据，发现京官交流是以培养为主，培养代价是辖区经济增长显著放慢了1个百分点左右:但一个任期的培养锻炼结束后，无论是从政治晋升还是经济增长角度看，培养后的绩效显著提高。

　　Guo Gang (2007)通过1995-2002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数据，考察经济绩效和官员更替的关系。发现在时间序列下，中国县级领导流动频繁，一个平均年，29%的县委书记变动，32%的县长变动，18%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变动。从数据模型来看，财政和税收增长增加了县长的晋升概率，而新任命的县长以及少数民族县长，流动几率相对较小，同时，非正式因素在基层官员仕途中发挥相当作用。

　　Landry (2003)通过1990-2000年中国市长的数据，考察对市级政治精英的政治控制。 Landry 认为经济分权和人事分权并没有削弱实施组织人事政策的能力,仍然牢牢控制着组织人事权力，这和其对江苏四县政治精英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通过构建官员晋升的有序probit 模型，Landry发现经济绩效对于市长的晋升和流动影响不大，但退休制度的实施缩短了市长的任期，提高了次梯次干部的晋升机会。同时，并没有建立与经济绩效优劣相配套的激励和惩罚官员的机制。

　　关系在中国政治精英仕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来看，主要集中于精英政治中的关系的类型，关系运作，关系网的编织和作用等。

　　Dittmer(1978)通过对垮台的考察，认为仅靠毛的恩宠而晋升是站不住的，必须权力和势力(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结合，建立深厚的背景和政治基础，才能获得稳固的政治地位。 Lampton(1986) 通过对、彭冲、谷牧、、和陈锡联仕途的研究，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彭怀恩(1986)以1950-1985年台湾行政院96位内阁精英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精英的背景、录用、结构和变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建立了内阁精英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其研究在探讨内阁精英晋升和领袖的关系时，认为领袖充当了把门人的作用，其提名对于内阁精英的晋升至关重要。彭把关系主要限定在:血缘与姻亲:同乡，同学，同事:师生或部属关系:秘书等，统计结果发现,52%的内阁精英与领袖有直接关系。

　　Guo Xuezhi(1999)构建了高层政治精英中的关系理论框架，在对关系的历史和演变梳理的基础上，郭学志提出主要有四种类型:工具型、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工具型主要是得失算计和利益获得:礼节型主要是人情考虑与和谐的关系:道义型主要是忠和义:感情型主要是感情和恩情。郭学志认为在高层政治精英的关系网络中，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关系的重要性远高于获利性的工具型关系。

　　Li Cheng(2001)以清华大学为例，考察了学校网络在政治精英仕途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清华大学成为高层政治精英的摇篮主要得益于蒋南翔校长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又红又专的双肩挑制度以及干部四化方针中的知识化、专业化政策。李成还考察了政治家族子弟的家庭网络、学校网络、企业网络和姻亲网络，认为政治家族子弟在仕途占据优势的同时，也面临制度化和舆论的双重约束。Tanner等(1993)把政治家族子弟的优势归因于教育、技术技能的获得以及政治经验、政治可靠性的考量，同时认为政治家族子弟现象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儒家政治传统中。

　　Opper&Brehm(2007)对中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政绩模式提出质疑，通过1987-2005年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数据，构建了精英晋升的关系模型，证明关系而不是政绩在精英晋升中起重要作用。 Opper & Brehm认为在中国的M型社会结构中，省的自主性有限以及需要与中央的密切合作，这些都使得关系起到了基础性的筛选作用。但他们构建的关系模型中，以省领导与中央的同省籍贯、同校和同省工作经历作为关系指数，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马敏镐(1997)考察关系因素在县一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作用，认为正式关系是非正式关系运作的基础。马敏镐从与上级的关系、与主要领导的关系、与直接主管领导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与同级竞争者的关系、与组织部门的关系以及小圈子等面向，分别动态考察它们的作用。

　　樊红敏(2008)通过在河南黄市挂职锻炼的实地调查，考察关系在黄市日常政治权力运作的表现和作用。樊认为关系是黄市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主要表现为三种景况:跑项目、跑资金和招商引资:个人地位获得中的打点: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有效运用等。关系主要分为纵的庇护关系网络和横的地方精英关系网络，它们相互交织，统一于日常政治生态和权力运行中。

　　Nathan (1973)提出政治精英的派系模式，认为派系是以领导为中心的垂直性依附关系，这种庇护性主从关系形成了架构式的关系网络。裴鲁恂(1989)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政治精英的派系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政治充满了共识和派系的张力，派系的形成与政治精英的不安全感息息相关。Dittmer(199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精英政治的非正式政治模式，认为关系在政治中起重要作用，关系可分为价值面向的关系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在政治精英的仕途中起决定作用，构成了政治精英的政治基础。Pye(1995)对Dittmer(罗德明)的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分类以及价值面向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分类提出质疑，提出关系政治的悖论:表面否认，实际却存在。认为中国政治很重要的就是区分荣誉性的关系和不荣誉的关系，合法化或者制度化荣誉性的关系，承认政治领城中派系的存在，而不是对关系和派系不加区分，表面一概否定，实际却大行其道。

　　邹谠(2002)在对上述争论综合的基础上，认为:“非正式政治系由具有各种不同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的人们之间的政治互动所构成，这些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在因重大政策问题或人事变迁而展开的斗争、冲突或争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充当‘政治行动集团’(political action groups)的核心。”“正式政治最好由等级制金字塔来代表，而非正式政治则由蜘蛛网来代表……为了制度化及长期稳定的目的，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应该得到蜘蛛网的补充而不是支配。”(邹谠，2002:173-177)因此，邹谠认为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需要非正式关系对正式关系起补充和支持作用。

　　对中国县一级政治精英的研究，无论大陆和美国，都比较薄弱，而中国台湾则一枝独秀，特别是台湾县级政治精英的派系和流动，积累了相当的文献。大陆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研究，则较为丰富，特别是乡村治理和乡村自治以及乡村政治精英的心态和行为，都有较多的文献。

　　Barnett(1967)通过对香港一些大陆移民的深入访谈，考察共产中国政治体系的组织和运行。通过福建X县、C公社的个案，Barnett详细描述了县、公社两级党政机构的组成和运行，以及干部的背景、构成和流动。比如当时X县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基本都是出身北方的南下军事干部，文化水平不高，比较年轻等等。通过其研究可以发现，的地方组织架构很多一直延续到现在。 Barnett 的研究虽然主要是描述性的，但提供了详细的机构组成和运行信息，是美国学者对治理下县、公社机构的开拓性研究之一，也是较早利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个平台进行的研究。其采用的个案研究和深入访谈研究方法，被很多后来研究者采用。

　　Zhong Yang(2003)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通过对江西、江苏、福建和四川等地的实地调查，考察了地方政府的历史变迁，县乡党政机构设置，县乡干部的行为和县乡政策执行等。钟扬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和Barnett的研究进行对话和比较。钟认为县乡干部作为理性行动者，具有自利行为，但也要受环境、政策、制度以及条条块块机构设置的制约。钟把县乡干部分为晋升型干部(乡镇干部)和中止型干部(县直干部)，并考察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从政策执行来看，地方干部具有倾向性，重要的和亮点型的政策执行较好，指导性和例行化的政策执行较差，同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较为突出。

　　Shen Mingning (1994)考察了政策驱动下华北Z县的干部更替，通过对76名县乡干部的深度访谈®，聚焦于干部构成的变化以及更替后干部的价值倾向、角色意识和施政行为。沈明明认为，于部年轻化政策造就了新一代的地方精英，他们更乐意于改革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以及地方面貌的改变，因此，年轻化政策的实施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地方干部基础，而政策驱动下的短时期大规模和平式的精英更替也为精英变迁提供了新的类型。

　　马敏镐(1997)以三个县的个案调查为例，对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研究，在对选拔任用体系、结构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选拔任用的一般模式，并动态考察政策因素、素养因素、关系因素等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马认为，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受中国传统政治和现实政治形势的双重影响。

　　Landry(2000)对苏南和苏北四县干部的研究，通过对组织人事系统变迁，组织部门的权力，以及不同机构经历对干部仕途的影响的考察，发现在分权政策下，党对地方的政治控制仍然完整而坚固，这表现在党的组织人事政策在地方得到较好的贯彻和执行，地方党组织牢牢控制着干部的选拔任用，干部的政治标准没有降低等，表明的地方控制能力没有削弱，而是得到延续和加强。

　　荣敬本等(1998)考察了中国县乡从集中的动员体制到分权的压力型体制的变迁。压力型运行体制的提出，符合了中国县乡的部分现实，因此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认同和反响。荣敬本等人认为这种目标任务层层下达和分解，依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的，并以此来考核选拔干部的运行体制，在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弊端，因此，需要向民主合作的运行体制转变。

　　杨雪冬(2002)以县为分析单位，考察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的关系。认为1978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有效率的官员队伍、稳定的财政来源、合法性的构建以及社会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国家建设成就巨大，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指出理性和民主是中国国家构建未来的方向。杨雪冬还具体考察了压力型体制、政绩考核、地方精英再生等重要问题。

　　周庆智(2004)以内蒙古县为例，考察了县级行政结构、过程及其运行。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视角下，对县级行政机构的组成、干部的来源和晋升、行政的具体实施、县级财政和行政制约机制等进行具体考察。周认为县级行政机构是有着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具有追求并强化其权威地位、资源和利益的倾向，县级机构的很多问题都根源于这些倾向以及一系列的制度规则缺陷等。

　　樊红敏(2008)以河南黄市为例，在日常政治视角下，考察县城政治生态和日常权力运作。其体包括:干部职业地位的获得，地方领导的权力实践，关系运作以及开会政治等。樊红敏研究的亮点是提供了县乡政治的真实实践图景以及县乡政治精英的仕途历程个案，并探讨了实践性权力、政党魅力型权威、关系网的编织及运作以及开会政治的具体表达等问题。

　　曹锦清(2000)《黄河边的中国》，通过对河南一些乡村的实地调查，提供了中原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纪录，完整而又真实地提供了一段历史时期的乡村社会图景。其中涉及到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干部晋升以及政绩工程等主题，可以和本研究相互印证补充。应星(2001)《大河移民的故事》通过重庆平县大河移民因土地被电站冲刷而长达20多年的及政府摆平故事的的描述，揭示了地方权力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双向的实践和运作意昂3招商。书中通过对地方政府摆平技术的刻画: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等，真实再现了地方政治精英的心态和行为。孙立平等(2001)通过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运用过程一事件研究视角，考察了地方政治精英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过程，研究中提出的“软硬兼施”手段可以说是中国地方政治精英处理问题的基本模式之一。于建嵘(2005)《岳村政治》通过湖南衡阳白果镇绍庄村(岳村)的实地调查，考察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政治机构的变迁考察，于建嵘认为，国家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其标志就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这种变迁过程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机构以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逐步退场以及乡村自治的实施，乡村社会将迎来大的转型。而作为研究附录的《衡山调查记事》，则提供了乡村社会的真实运行以及地方政治精英行为和心态的线年湖北H市大江区某镇的实地调查，真实再现了乡域政治的实态和运行。在国家一社会理论视角下，运用叙事的表达方法，通过检察、开发、征收、信访等故事的讲述，细致刻画了乡村政治精英和农民的互动、博弈和共生，以探求乡村底层社会治理的答案。

　　这些研究虽然大多采用叙事的表达方法，但背后其实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论关怀。这些研究在提供了县乡政治精英真实实践画卷的同时，也表明，县乡政治精英一方面作为能动者，不断丰富创新基层的政治实践: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被动者，他们的行为和心态深深嵌入在国家的政治体系结构、政策制度规则以及地方的社会文化传统中。

　　以上有关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中，呈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境外学者主要是研究省部级以上的高层政治精英，往往采用大规模的简历分析和统计分析，但由于条件限制，对精英的深入访谈很少。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提供高层政治精英的总体特征和仕途轨迹，但却无法提供更深层次的个体政治精英的生涯过程，因为很多东西是简历无法提供的，比如每一次的工作调动如何实现等等，同时对影响政治精英仕途的很多深层次因素也无法实证研究。大陆学者主要是研究乡村政治精英，往往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但很难获得完整的官员档案资料，因此研究往往不完整，同时对很多深层次的因素也涉及不深或者无法涉及。同时，从国内外研究来看，对一个县全体干部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并且一些相关研究往往抓不着重要问题，浮在表面，进入不了实质领域。而本研究则把这两者结合，一方面获得了完整的官方精英资料和很多内部文件档案，另一方面则对全体重要干部进行深入访谈，从而得以构建中县干部整体图像以及干部的完整仕途历程，更关键的是，得以进入很多深层次的领域，并对之进行实证研究。

　　本研究力图提供1978年以来中县干部的整体图景，并建立中县干部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同时对影响干部仕途的很多深层次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来说，主要是研究下面一些问题:

　　作为政治学的经典问题，“谁统治”一直是政治精英研究的中心。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内部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这一群体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他们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本研究的重要主题。

　　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中国县乡社会的转型，县乡干部越来越成为一个焦点问题。面对着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件，他们是如何治理基层社会的?这一代的县乡干部能否承担社会转型的重任?本研究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全面而又深入的剖析。

　　在海内外对于中国的政治研究中，政治精英的研究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中国精英治国的传统，使得政治精英研究成为了解中国政治运行以及政策实施的重要管道，更是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政治精英的变迁也是整个中国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县乡政治精英的变迁，更是县乡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缩影。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政治精英群体的比较研究向来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领域。本研究通过对中县地方政治精英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威权政体下的地方政治精英的完整样本，这就为将来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本研究的更大意义在于，中国的干部和组织向来被认为不透明，缺乏制度和规则。而地方政治精英的研究，由于缺乏资料和进入的困难，向来是海外研究者的难题。而本研究不仅提供了中县干部的完整样本，更提供详实全面的中县干部仕途历程，这些基本事实超越了很多猜想和分析。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县干部的档案简历，另一方面也在于研究者的体制内优势和个人的长时间努力。本研究等于提供了中国地方政治精英研究的一个完整翔实而又有相当深度和厚度的县乡样本。

　　本章的主题是中县干部的层级及其人口学特征。中县干部体系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每一层级都分布不同的职位，并呈现政府序列职位多，党委序列职务少的党政分立格局。中县干部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家庭出身、性别、年龄、教育和籍贯分布等，这是关于中县干部的基本事实，也是他们的群体特征。这些人口学特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县乡的政治制度和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县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

　　中县的领导干部按照级别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在中县，只有进入副科级才算是领导干部，而副科级之下人员庞大的股级干部只是中层，不算领导干部序列。

　　副科级一般包括乡镇领导班子副职，比如副书记、副乡镇长、党委委员、武装部长、人大副主席、工会主席、综治办主任等:县直部委局、垂直部门副职，比如副局长、副书记、纪检组长、党组成员等，还包括公检法中层和部分副职以及纪委的室主任等。副科级又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也就是俗称的实职和虚职。副科级非领导职务按公务员法一般指副主任科员或副科级干部。中县副科级领导干部一共680人，其中领导职务为475人，非领导职务为205人。

　　正科级干部一般包括乡镇领导班子正职，比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人大主席等:县直部委局、垂直部门正职，比如局长、书记以及公检法的部分副职和纪委的副书记、常委等。正科级干部也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一般指主任科员或者正科级干部。中县正科级干部一共280人，其中领导职务233人，非领导职务47人。

　　副处级领导干部一般包括四大家领导副职，也就是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机构的副职，比如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县委办主任、统战部长、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等:还包括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武装部以及工会的正职，比如公安局长、政委，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武装部长以及工会主席等等。副处级干部也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包括副调研员、副处级干部等。中县副处级干部一共40人，其中领导职务28人，非领导职务12人。

　　正处级干部一般包括四大家的正职，也就是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正处级干部也包括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包括调研员和正处级干部等。中县正处级干部一共5人，领导职务4人，非领导职务1人®。

　　汇总来看，中县共有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013人，按全县80万人口算，基本是800人产生一名领导干部。

　　中县领导干部按照管理权限分为三类:县管干部、市管干部和垂直管理干部。县管干部一般包括副科级和正科级干部，也就是乡镇领导干部和县直部委局领导干部，它们由县委选拔任用，其管理和档案归县委组织部。市管干部一般包括副处级和正处级干部，也就是惯称的县领导，它们由市委选拔任用，其管理和档案归市委组织部。其中县党政正职也就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免调整要征得省委组织部的同意和把关。垂直管理干部一般包括副科级和正科级干部，也就是惯称的条条干部，其管理和档案归市垂直部门。所谓垂直管理，也就是条条管理，是指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贯通的职能部门和机构。垂直管理是“相对于分级管理(即属地管理或双重管理)而言，在行政机关之间的纵向关系方面，下级机关一般只接受上级机关直接领导，并由上级机关统筹管理人、财、物、事，不直接受地方政府任免约束的行政管理体制。”(谈宜彦，2008)在中县，垂直管理的部门和机构包括:国税局、地税局、电业局、药监局、烟草局、邮政局、气象局、工商局、质监局、国土局、盐业局等。

　　中县领导干部按照行业分为8大系统，俗称口。党群口，包括县委、县委办、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纪委、监察局、组织部、统战部、县直工委、老干部局、人武部、总工会、群工部、信访局、党校、团县委、妇联、工商联、科协等等。政府口，包括县政府、政府办、发改委、计生委、教育局、民政局、人劳局、卫生局、统计局、建设局、交通局、民宗局、残联、房管局等等。政法口，包括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等。宣传口，包括宣传部、广电局、文化局等等。财税金融口，包括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审计局等等。工业商贸口，包括企业发展服务局、商务局、安监局、电业局、粮食局、质监局、工商局、药监局、烟草局、盐业局、航运局等等。农业口，包括农综办，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农机局、气象局等等。乡镇街道，包括团结乡，六月镇、李庄镇等13个乡镇和解放、新华2个街道办事处。

　　下面根据干部简历和访谈，从五个方面对中县现任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作统计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纳入统计分析的正科级干部为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党委部门的常务副部长、公检法的常务副职，政府部门的局长、主任等，垂直部门的局长等，基本为一把手，有125人。纳入统计分析的副处级干部和正处级干部，包括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公检法、人武部、工会等机构的领导干部，统称为县领导，有32人。

　　在政治精英研究中，家庭出身一般反映了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政治精英录用管道的开放程度。本研究采用政治精英研究的惯例，根据中县领导干部父亲的职业和地位来反映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

　　中县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按照大的分类为农业和非农业，农业一般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也就是农民家庭。非农业一般指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即干部、工人或者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家庭。家庭出身按照身份和职业又可以分为干部、教师、医生、工人®、商人、农民等等，本研究采用身份和职业混合分类法。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32名中县县领导有19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59%。但是，在19名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县领导中，有7名来自村组干部家庭，1名来自于村医生家庭，所以他们有相当部分来自农民中的精英家庭。县领导有6名来自干部家庭，占19%，其中5名来自正科级干部家庭，包括乡镇党委书记2名，乡镇长1名，文委副主任1名，组织部副部长1名，1名来自教育局股级干部家庭，基本来自干部家庭中的精英家庭。县领导有4名来自工人家庭，占13%，其中1名为企业厂长，1名为剧团副团长，1名为运输公司中层管理人员，1名为火车司机，也基本来自工人家庭中的精英家庭。县领导有3名来自教师家庭，占9%，其中1名为中学校长，2名为小学校长，也是来自教师家庭的精英家庭。

　　从统计中来看，中县县领导全部是家庭代际上升流动。而且分类统计，会发现6名人大领导有5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83%，而6名县政府领导有2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33%，也就是随着县领导的年龄更替，来自于农民家庭的有减少的趋势。

　　从统计来看，正科级一把手家庭出身和县领导家庭出身基本一致，也是主要来自农民家庭，其次依次来自干部家庭、工人家庭和教师家庭。

　　如果把正科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和县领导家庭出身合并统计，则有下面的结果:

　　从统计来看，中县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基本来自农民和干部家庭。这既和中县农业县的性质相符，也说明中县领导干部队伍体系具有相当大的开放程度，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运行体系。而从精英更替的观点来看，则是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并存，但以精英循环为主，占了85%以上。

　　对于中县为什么有六成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来自于农民家庭，中县政府办主任邢浩中说:

　　“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要干，要革命。穷则思变，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改变自己的命运，啥法啊，好好学习。你想想，就咱们政府办的主任(副主任)，除了陶泉是干部家庭，其它都是考学出来的，都是好好学，革自己的命，改变自己的命运出来的。”(邢浩中访谈，2009)

　　“这些都是来自于领导干部家庭的优秀分子，你看干部家庭招工、转干的很多，但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少，因为他们被淘汰了。但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成长有优势，你看这一回，四大家领导的子女竞争乡镇长，一般人你都别想，有特权，所以县领导没有办法，就搞公选，谁也不得罪。”(邢浩中访谈，2009)

　　中县157名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中，现在还有9名是在文革后期推荐上的大学，他们除了一名来自于干部家庭外，其它都是来自于农民家庭的贫农家庭。家庭出身对于他们起到了上升流动中的推进作用，他们受惠于文革中对于工农家庭和干部家庭的庇护性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好的家庭出身，在上学和参军等流动中，上升性闸门就开启了，从而得以顺利实现流动。

　　相对于家庭出身好的庇护式流动，不好的家庭出身对于上升流动则起到了阻隔作用。1976年文革的结束以及1977年的恢复高考，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以及出身农民家庭的领导干部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于这一点，现任中县县长张国华说:

　　“我父亲在刚要解放时考取了河南大学，在当时是很少的大学生，但那时兵荒马乱，所以就中断了学业，回到北山市工作，刚开始在银行系统，后来就转到教育上。50年代初，又回河大读书，培训之类的，回来就遇到了他的出身问题(地主)了，我们就被迫从北山市回到农村老家，我爸就继续教书，这个过程中两次被打成，我家的处境就非常艰难。一直到1979年，恢复政策，这对于我们家是一个历史性转变，我们第二次回城，回北山市。”(张国华访谈，2009)

　　“说实话，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最感谢的就是的改革开放，因为啥，没有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在我们那上学的时候，包括上高中那时候，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通过上学，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就是城乡差别太大了，要彻底改变农村户口这个户籍关系。说个实在话，和我出身相同，经历相同的，90%都是这个想法。”(陈庆林访谈，2009)

　　农业劳动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苦，城乡差别的刺激，这些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不竭动力。他们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改变命运的动机，加上学校开放的大门，这就是中县近六成领导干部来自于农村家庭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干部的性别问题实质是女性的参政问题，女干部的比例问题。女性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不仅是两性平权理想的体现，也是政治民主和文明的体现。马克思曾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近些年，随着各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以及女性权力的崛起，女性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定期发布的各国性别权力测量(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GEM)排名即其明证。

　　可以看出，中县副科级以上男女干部比例严重不对等，特别是女正科级一把手和女县领导，总数只有10人，比例只有6%。对于这种女干部任职高层少，正职少，实权少的状况，相关研究者形象地称之为“权力尖端缺损”现象（王凡，2002：64）。那么，为什么这10名女干部能够脱颖而出？她们每个人的具体状况怎样？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10名女干部除了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之外，她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与她们的家庭背景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息息相关。这其中有父辈的庇护，有丈夫的援助，也有组织部门的较早发现和刻意培养；或者几种因素兼而有之。而且，如果进行职位分析的线名女干部基本都有职位倾斜和政策倾斜的因素，也就是多少沾了女干部政策的光。从张亚楠和曹岩的情况来说，在河南省委办公厅2006年11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县（市、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要至少各配备1名女干部。张亚楠和曹岩分别是县委、县政府至少要配备的1名女干部。张亚楠公选为副县长后，从正县宣传部长进步一个隐形台阶，调动而来。曹岩的情况，按照当年和她一起提拔的一位县领导的话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她是女干部，当年不可能提拔，因为民主推荐只得了10多票，远远落后于其它几名男干部的后面。而李书平、陈玉香和王杨柳的成长则有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后，各级提拔女干部的因素，以及乡镇党政正职要有适当数量女干部的政策因素。江绿叶的质监局局长则有垂直部门竞争小的因素，因为在中县，副局长提拔为局长寥寥无几，而垂直部门由于竞争小，则不断有副职提拔为正职的情况发生。而江绿叶在访谈时明确表示，如果是在县直，基本不可能提拔为局长。刘艺美的妇联主席则是职位因素。刘惠芳、钱方如和张淑惠则再次印证“权力尖端缺损”现象，都是不重要的位置。县乡女干部成长为什么这么难？组织部部长张亚楠说：‚女干部成长难，这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比如传统习惯、男权社会，还有各种约束女同志，不适合女同志的岗位。主观原因，比如封闭、狭隘和不思进取，受社会和家庭羁绊等等，主要就这些，只不过哪些方面占主要方面就不一定了。我给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张亚楠访谈，2009）女同志“不宜从政”，这话从管干部的组织部长口中说出，令人震惊。

　　副县长曹岩说：‚女干部在选拔任用方面，在竞争方面，远远不是男同志的对手，比如拉票啊，喝酒啊，平时交往啊，这些方面，女同志根本不行。‛（曹岩访谈，2009）对于女干部成长难的问题，男领导干部怎么看？县委办主任李宇说：“女干部上来的少，首先她们在党政机关的就不多，基数就少。另外你比如这次选拔，讲资历，讲条件，这样一比，一些女干部就拼不过男干部。还有就是对女干部也有某种程度的偏见。‛（李宇访谈，2009）

　　复旦大学毕业的中县法院院长魏光庆说：‚我们那有40多个女同志，副科级以上女领导干部有3-4人。女干部成长难，我认为主要是她们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这些社会责任以个人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要照看孩子，要做家务等等，这样她们花在工作的时间上就少一些。所以如果单位不考虑她们的社会责任，而仅仅从工作方面考虑，女干部肯定不如男干部。另外在投票的时候，女干部也明显处于劣势。‛（魏光庆访谈，2009）还有一些男领导干部认为女领导少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美国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女总统。男女还是有别，而这种差别最终反映在了能力上。同时，女性比较感性，往往从个人方面考虑太多，这也影响了她们的成长。更有一些男干部认为现在不存在女干部成长难的问题，这是个伪命题，相反干部政策已经给她们倾斜不少，女干部少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在中县男领导干部的丛林中，能明显感觉一些女领导干部，特别是正科级一把手以上的女干部，精明、果断、干练，同时也大大咧咧、泼泼辣辣、风风火火，和男领导干部拼酒、拼语言，不同程度具有男性化气质，而这样的形象和气质，也往往更受男领导干部的认同和接纳。忘掉性别，成为男性丛林的一部分，这既是一些女干部的成长经验，也是一些女干部的成长之忧。中县女干部成长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绯闻和谣言。人言可畏，唾沫如钉，很多女干部的谣言和绯闻，往往在添枝加叶之后，发酵沉淀，在如流的政治生涯之中，不断泛起，不时侵蚀一些女干部的政治生命，直至女干部退出政治舞台，这些谣言和绯闻才会成为历史陈迹。“县乡干部难，县乡女干部更难”，一些女干部往往不经意间就成为舆论中心，成为男干部兴奋的谈资。一些女领导干部坦言很多时候睡不着觉，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这也是令很多女性对从政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从中县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各种对女干部倾斜的政策中，硬性规定领导班子和党政正职的女性“最低名额”和“最低比例”，仍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河南省委办公厅2006年11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对没有按要求配备女干部的人事安排方案，上级党委原则上不予审批。”“正确评价女干部对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贡献，不求全责备，政策上给予适当倾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在建立地厅级、县处级后备干部队伍时，保证女干部比例分别不少于15%和20%。”从中县的实践来看，硬性规定的女干部政策基本都执行了，但对于柔性规定的倾斜政策，则没有很好的落实。比如上述文件规定：“县人大、政协领导班子也应按有关要求配备女干部”，这在中县就没有落实。

　　县乡领导干部的年龄规范是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制度累积和例行化的过程，是干部规范制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12月1日，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县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对县级领导干部的年龄要求是：‚县委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一般由50岁以下、40岁上下、30岁上下的干部组成，平均年龄掌握在45岁左右；县委的二、三把手，要有一名45岁以下的；县政府领导班子的年龄还应当更年轻一些；县长一般不要超过50岁(少数身体很好、德才条件也好、工作又需要的，50岁出头的也可以)。‛这之后，组织部门也多次发文对县级领导干部年龄进行规范，河南省委和北山市委组织部门也根据中央的精神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细则，具体要求就是：50岁以下，平均45岁左右，35岁以下的干部党政至少各有1名，党政正职中，35岁左右的干部应有一定数量，从而形成合理的梯形年龄结构。乡镇党政领导班子也要形成由不同年龄段干部构成的梯次配备，具体要求是以30—40岁为主体，党委、政府领导班子30岁左右的干部要有1—2名。

　　从年龄结构来看，中县党政领导班子和人武部、公检法一把手基本以41—55岁之间的干部为主，也就是他们很多都是1961年—1964年之间出生的①。平均年龄都是45岁，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年龄结构。从年龄梯次上看，党政领导班子没有1名35岁以下的干部，最年轻的也３９岁了，存在一定程度的阶段性老化问题，离中央要求的必须有2名35岁以下的同志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从初职年龄来看，县委、政府各有一位领导33岁时就出任副县长。年龄梯次的另一个问题是县政府领导年龄偏大，和县委领导没有形成梯次。因为，在党政分工中,是县委决策，务虚多一些；政府执行，做具体事多一些，所以一般政府领导年龄要比县委领导年轻一些。同时，中国的党政系统流动模式是政—党晋升式，即下一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往往先进入上一级政府班子，历练后再晋升入党委班子。这样也使得县委领导一般比政府领导年龄大，也就是 Bo Zhiyue 在《中国的省级领导人》中所说的“The older,the more powerful(年龄越大越有权)”，从中县党政领导班子来看，除了县委书记53岁，县长40岁体现这一点之外，政府领导基本没有年龄优势。从县委、政府领导班子初职平均年龄来看，县委领导是37岁，政府领导是41岁，人武部、公检法一把手也是41岁，这说明县委领导是晋升锦标赛的优胜者，他们在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县领导行列。

　　从年龄结构来看，人大、政协充分体现了其二线领导岗位性质，基本都是以50岁以上领导干部为主，无论是年龄区间还是平均年龄，人大领导都比政协领导要更大一些，这也和中县部分政协领导出任人大领导的惯例相符。从年龄规范来看，县委、政府领导和人武部、公检法一把手的初职年龄区域基本是30—45岁，也就是，他们一般要历练一定的时间，30岁以后才可能被提拔为县领导；同时，如果到了45岁还

　　没有被提拔为县领导，那么仕途基本要中止了，也就是提拔为县领导的年龄上限为45岁左右，超过45岁基本不再提拔②。人大、政协领导的初职年龄区域是40—55，也就是40多岁之后，人们才考虑到人大、政协就职，而人大、政协的提拔年龄上限为55岁左右，超过55岁也基本不再提拔。从他们的年龄区间，以及中县的惯例来看，县委书记任职一般不超过55岁，县长升任书记一般不超过50岁，县委、政府副职一般不超过50岁，也就是50岁之前一般都要调整到别的领导岗位。

　　从年龄结构上看，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以 41—50 岁为主体，占了 60%以上。具体来说，乡镇长以

　　36—40 为主，平均年龄 40 岁，乡镇党委书记以 41—45 岁为主，平均年龄 43 岁，形成了较好的梯

　　形配备，这和乡镇长一般要历练几年才能升任书记的惯例相符，也符合党政机关政—党晋升式的流

　　动模式。从初职平均年龄来看，乡镇长为 37 岁，乡镇党委书记为 35 岁，这说明能升任乡镇党委书

　　记的是晋升锦标赛的优胜者，他们在较年轻时就出任乡镇长或者其它正科级岗位了。

　　县直部门和垂直部门一把手则以 40—55 岁为主，明显比乡镇一把手年龄大一些，这和乡镇领

　　从年龄规范来看，乡镇长的年龄区间为 30—47 岁，乡镇党委书记的年龄区间为 37—48 岁，这

　　说明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年龄上限一般是 50 岁 ②，超过 50 岁则要转任其它领导岗位。他们

　　的初职年龄区间分别是 28—43 岁和 32—39 岁，这说明，除了 28 岁的乡长是县团委书记转任之外，

　　一般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要 30 岁之后才逐渐被提拔，同时他们的提拔年龄上限一般为 45 岁，超

　　县直部门和垂直部门一把手的年龄区间分别是 29—57 岁和 40—54 岁，平均年龄分别是 49 岁

　　和 47 岁。按照中县惯例，副科级和正科级分别要在 52 岁和 53 岁时被一刀切，垂直管理一把手则

　　是 55 岁一刀切。年龄区间说明中县领导干部年龄一刀切还没有形成规范和动态运行，也就是遇到

　　调整干部则执行一刀切，遇不到则可以多干几年，所以出现了 53 岁以上的县直一把手，但是，在

　　中县这次干部调整时，他们全部被切了下来，转任非领导岗位（转非）。这说明县直一把手的任职

　　年龄上限是 53 岁，垂直管理一把手则是 55 岁。他们的初职年龄区间分别是 29—50 岁和 35—49 岁，

　　初职平均年龄分别是 42 岁和 41 岁。从区间分布来看，一般要 35 岁以后才逐渐提拔为一把手，提

　　年龄对于中县领导干部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在选拔任用方面对年龄的限制。2009 年 1 月份，

　　中县发布《公开选拔团县委书记、副科级青年干部》的公告，其中对年龄要求是：团县委书记，要

　　求“年龄在 30 周岁（含 30 周岁）以下（1978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副科级青年干部，要求“年

　　龄在 28 周岁（含 28 周岁）以下(1980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这就使得不符合年龄要求的干部，

　　不管能力素质如何，先被排除在外，对此，曾经任过团县委副书记，现任李庄镇镇长的郭易声说：

　　‚当时说要公选（团县委书记），我就开始复习，都准备半年了，可以说我都胸有成竹了。但

　　是年龄一卡，把我划到圈外了，定的 30 岁以内。我 70 年出生，等于那年 32 岁，连参加资格都没

　　郭易声也许不太清楚的是，1982 年 5 月 14 日，中央组织部转发团中央《关于各级团委领

　　导干部年龄问题的意见》，其中要求：“团县委：书记一般不超过 30 岁，副书记一般不超过 28

　　岁。”而 2008 年 11 月 8 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共青团河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团干部队伍

　　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新任团县（市、区）委书记及相应级别的团委书记年龄一般不超过 30 周

　　岁，副书记年龄一般不超过 28 周岁，书记、副书记在岗年龄一般不超过 33 周岁。”所以从这些年

　　而现在中县正在进行的公选乡镇长则明确要求年龄资格是：“196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也就

　　是 40 岁以下。从北山市近几年公选副县长的年龄要求来看，一般也要求 35 岁以下。应该说，这些

　　公选是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举措，因为如果按照台阶一步一步晋升，往往导致领导干部阶段性老化，

　　同时年轻干部也不易脱颖而出，而公选则为年轻干部的进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年龄规范对于干部的新陈代谢，对于干部的循环更替，以及干部的退出机制的建立，都厥功甚

　　伟，但也对各级干部都造成了压力，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年轻者希望进步越快越好，因为一

　　步落后，步步落后。年龄大的则容易丧失进步的动力，当我问一位 50 岁的县领导提拔问题时，他

　　笑说：“我这都老球了，提拔啥。”同时，在一些干部调整时，当领导无法平衡或摆布时，往往也在

　　年龄上做文章。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标准，而其它因素比如能力和政绩则往往主观性大，不好评判，

　　所以年龄框框一划，往往能使操盘的领导脱身，使被调整对象即使有怨气也无可奈何。

　　年龄规范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干部的年龄造假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无法统计，存在却是不争

　　的事实。当我问个别干部的年龄时，他们常笑说是档案年龄还是实际年龄，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的

　　存在。年龄造假问题直接关系到权力的得失和各种待遇的有无。因为年龄一旦到站，带来的就是权

　　力和待遇的丧失，所以这个问题实在是个大问题，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而把年龄改小几岁，多掌

　　几年权力，也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对此，一位科级干部说：‚我所知道的改年龄的就有 2 个，一个把年龄由 1953 年改到 1958 年，一个现在在外县做组织

　　部长，管这事，更容易改了，有人根据他的年龄倒推，他 9 岁就做民办教师了，怎么可能？在不在

　　领导岗位，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吸，有酒喝，还有各种特权。不在领导岗位呢，

　　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不仅待遇没有了，转

　　了半天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原来在外吃饭省家里，现在在家吃饭耗家里，一反一正，你想想。‛（访

　　谈，2009）年龄造假主要和户籍以及档案管理不规范有关。很多干部说，1994 年以前，改年龄相对容易些，

　　1994 年组织部门有个四审定：审定年龄、学历、工龄和党龄，有些干部也利用这次机会在年龄上做

　　了手脚。但是 1994 年以来，随着档案和户籍管理越来越规范，年龄造假越来越困难，需要在组织

　　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006 年 10 月 15 日，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和公安部联合下

　　发《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

　　的管理工作，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户籍登记和管理工作，并明确要求：“干

　　部的出生日期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情况，干部个人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干部本人要求确定或更改出

　　生日期的，均不再办理。”问题的关键是年龄造假都是暗箱操作，没有哪个干部会大明大摆的提出

　　更改年龄的要求，所以加强户籍和档案的管理，严惩年龄造假行为，同时干部电子档案统一由省级

　　同领导干部的年龄规范一样，县乡领导干部的学历规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