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社会科学、军事科学在过去二十年的“复杂性转向”，情报研究错过了这一波浪潮。这导致情报学，尤其是以经典情报循环模型为代表的军事情报学，长期停留在控制论时代，而没有进入复杂系统视野。对军事情报理论和方法的所谓批评改进，也极少涉及复杂性和适应性问题。同时，在战争复杂性的学术探索中，对情报问题的讨论也较为边缘。荷兰国防学院学者近期撰文，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审视军事情报，讨论相关概念，尤其是“构建”和“反身性”这两个概念，提出复杂性视角的军事情报是一个情景化的过程。文章以北约组织在阿富汗的部署情况和联合国特派团任务两个案例，从纵向和横向角度讨论了复杂系统视角下的军事情报复杂性，并为进一步将复杂性研究纳入情报工作提出了建议。

　　目前，对于世界日益复杂化的认识并不新鲜，全球化、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秩序的变迁构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相连且相互依赖的世界。思想的影响力以及事件的效应，都以迅速且不可预见的方式传播。在此背景下，战争也越来越被视为复杂的，或者说是一个复杂系统。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错误地）假定早期的战争形态相对简单，这也引发了批评。这种认为复杂性只是军事术语中的又一个热词，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或深度理解，克莱·蒙特卡斯尔曾称之为“新复杂性的神话”。然而，对复杂性核心概念的基础性回顾揭示了重要的洞见。

　　在本文中，复杂性并非只是“非常复杂”的同义词。它指的是复杂性科学，即研究那些“在没有中央控制、依据简单操作规则的大型组件网络中，产生复杂的集体行为、精密的信息处理，以及通过学习或进化实现适应”的系统。这种复杂行为在整体层面上发生，在更高的系统层面上，底层个体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全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所谓的涌现。这些个体多样化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适应，使得系统展现出非线性动力学：无法仅凭输入的知识预测系统的输出。涌现和非线性打破了牛顿的机械世界观，即世界可以根据线性因果关系来研究。这也打破了与之相关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即通过将难题分解为其组成部分，并由这些组成部分的特性来解释整体的行为。因此，复杂性是研究（情报）问题的一种新范式，尽管问题本身没有发生必然的变化。

　　复杂性科学和情报研究之间的相似性显而易见。情报系统可以被视为复杂系统的一部分，它利用“精密的信息处理”来了解环境，并更好地处理预测性问题。基于对复杂性的深入理解，本文旨在从更广泛的视角将军事情报作为一个过程来探讨，通过文献综述、基于文本分析和说明性访谈的两个案例研究，对军事情报进行阐述。由于军事情报是情报学研究中的一个边缘课题，有多篇论文尝试定义和界定什么是军事情报。而本调的军事情报是一个具体、情景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定义明确、自成一体的领域——如同封闭的情报循环所体现的那样。军事情报处于作战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体系中，这些都是其复杂性的组成部分。

　　复杂性视角的引入会影响（学术上的）军事情报概念化。最好的一种阐述是把军事情报视为适应性的意义构建（sensemaking）：一种持续的数据探索和迭代的归纳推理，以获得有意义的解释，来支持军事上的战术和战略决策。由于复杂性的存在，我们无法从通用知识中推断出理解特定事物的方法。因此，知识的创造是一个反复测试和完善结论（迭代）的过程。而这些结论基于的信息，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能提供的最佳可能知识（从结果到原因的反推）。案例研究显示，尽管不是唯一适用场景，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支援地区稳定和维和行动中的情报工作。

　　对于军事情报，虽然在理论上仍坚守传统的客观性和等级制度观念，但在对其进行深度反思时，复杂性提供了潜在的丰富资源，同时也涉及关于反思和批判情报研究的当代辩论，这些辩论主要质疑情报工作中的传统线性思维。本文将分五部分进行文献阐述。首先，本文将比较当前情报学和更广泛的军事科学中对复杂性的理解，进而勾勒出增加的复杂性对军事情报带来的影响。其次，两个案例研究各自突出了实践中军事情报的复杂性特征。其中，对荷兰向北约组织在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力量（ISAF）派遣兵力的分析揭示了政治环境和任务对军事情报构建意义的影响。再次意昂3，我们将讨论联合国军事维和情报部门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在工作层面需要方法整体化、组织灵活性和非正式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强调了纵向维度，而后者则强调了横向维度，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两个维度都是重要因素，但这些案例将揭示军事情报并非封闭且客观的系统，它极易受到外部影响。最后，将探讨复杂性思维在军事情报中的现状，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情报研究仍是一个相对孤立的领域，常常忽视来自其他领域和学科的相关知识，但情报意义构建却是个例外。大卫·T·摩尔等人长期主张，意义构建是一种将当代分析过程概念化的有用方法。通常，意义构建涉及一种社会实践，即一群人如何定义并赋予他们环境以意义。他们创造并调整自己的观点，同时也会考虑到特定主题领域的通用观念和框架，如现有的地图、身份及特定版本的事件或政治理念。意义构建的重要特性包括不愿过度简化，更尊重专业知识而非等级，以及在执行活动或军事行动时进行反思。另外，意义构建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例如繁冗的组织方式或基础设施、文化约束、世界观的投射，或“不可取的”政治考量。但作为一种注重综合的方法，意义构建能够适应复杂性，并为传统的分析或牛顿还原论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摩尔等人呼吁通过概念转变来促进21世纪情报工作的发展，这在考虑军事情报工作时尤其关键。情报意义构建促进情报专业人员对心理框架和思维定式进行主动的自我反思。反身性（Reflexivity）可以提高自我意识，使其认识到国际政治利益、社会化假设或自我形象等情境如何塑造方法偏好、惯例或程序，以及对威胁的描述和威胁的产生是如何形成一个能够相互作用和自我实现的动态过程。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于激发创新实验，并站在多元视角进行多样性分析。反身性就是要意识到情报和情报问题是同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并相互影响。但在军事背景下，这并不总是符合逻辑，因为传统上情报部门的任务只是评估环境，而影响环境的任务则由其他部门承担。此外，保密要求限制了情报的内外部传播，也阻碍了与外部人员更多的军事情报合作。

　　除了一些例外情况，总体而言，情报研究确实错过了二十多年前社会科学的复杂性转向。所谓复杂性的学术转向，是指社会研究中开始采用复杂性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情报研究对于复杂性的关注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尤其对军事领域，复杂性在情报研究中体现微弱，因此专门研究军事情报的复杂性方法少之又少。鉴于当前国防组织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使对强大知识体系的需求更加迫切，军事情报研究如何与复杂性结合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之下，在更广泛的军事科学领域，复杂性常被用来研究战争和战斗。

　　复杂性不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理论视角被用于研究战争和战术。奥辛加和罗森展示了复杂性思维融入现代军事理论和实践的几个基本方面。一是约翰·沃登和约翰·博伊德等一些战略家，在复杂性思维的基础上制定了战略。其中，博伊德提出了著名的OODA循环（观察—定位—决策—行动），该模型代表了战争中的决策过程。二是机动战、任务式指挥、蜂群、网络中心战及自动化指挥控制（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等概念也受到复杂性的影响。除了这些更隐性的复杂性思维应用，其他理论的出版物，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理论和规程，也采用了源自复杂性科学的术语和表述。

　　最近，军事设计思维是应用复杂性的一个新例子。与传统的线性思维不同，军事设计思维作为一种新兴的实践，引发了哲学、社会科学、复杂性理论的折衷组合，并经常在定制或“独一无二”的实践中采用即兴、无预设脚本的方法。它摒弃了标准的操作程序和格式，在迭代中优化细节，来适应问题（环境）的变化。设计思维认为军事行动艺术，在于通过多元视角（范式）来理解复杂性，包括对问题的框架和表述方式进行反思审查。

　　将复杂性思维引入军事理论和实践并不意味着军队本身正在变成复杂系统。科贝尔认为，军事理论中使用的复杂性术语往往与复杂性科学中的含义相去甚远。此外，在许多军事和情报的文化与组织中，官僚主义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仍然占主导地位，而非能够快速响应的去中心化结构。另一个反对完全采用复杂性的论点是，目前许多军事思想中假定，通过技术、信息优势会带来胜利。情报被视为是可靠、清晰和随时可用的，存在的唯一问题是数据过载。因此，许多军事概念，如网络中心战和自动化信息系统，不能被认为是完全复杂的，因为这些概念并未对信息的客观性或准确衡量社会现实的可行性提出质疑意昂3，而这种质疑在复杂性科学的反身性方法中却司空见惯。

　　对于军事情报工作而言，忽视军事复杂性转变的影响将带来不利后果。将情报视为可靠、透明和随时可用的，意味着与目标获取的界限模糊化，这导致情报工作缺乏对不确定性及理解作战环境的关注，反而不考虑背景因素，只专注于发现目标，这在“沙漠风暴”和“伊拉克自由”两次行动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情报部门最重要的任务是探测和追踪目标，并尽可能缩短传感器到操控手的时间。虽然在这些战场取得了成功，但在“伊拉克自由”行动后的入侵反抗以及阿富汗战争中，情报工作忽视复杂性转变的另一影响也显现出来：过度依赖技术收集导致人力情报来源明显匮乏。

　　此外，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无法仅通过技术手段全面理解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因此，在这两个国家的反叛乱行动必须采取以民众为中心的方式，而非仅仅专注于打击“叛乱分子”。正如史密斯所言，在“人民战争”的氛围中，以及美国反叛乱行动战地手册的呼应下，情报工作确实调整了一些做法，以适应反叛乱行动的复杂性。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调整了战场情报准备过程。在这场战争中，“战场”被“环境”所取代，以覆盖以民众为中心而非敌人为中心的战役中，涉及的众多参与者和因素。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人类地形系统，该系统旨在解决环境系统中的社会和文化复杂性问题。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强化了部署单位的能力，使其更能适应当地环境。

　　虽然情报工作中的复杂性并非全新事物，但与更广泛的军事科学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以复杂性为基础构建广受认可的战略，对于情报工作来说还很遥远，更不用说将复杂性明确而广泛地纳入理论体系。通过网络中心战和自动化信息系统的理论概念，复杂性已经成为军事革命的一部分。相反，情报革命作为军事革命的镜像，包括其中的复杂性思维，从来都不是一个流行话题。问题在于，情报革命主要侧重于情报的战略层次以及国家情报体系的重塑。相比之下，关于情报过程在作战和战术层面上的学术辩论似乎有限。然而，正如后文所述，虽然西方的主流理论可能在形式上没有反映出全面的复杂性转向，但是在实际部署期间的（非正式）军事情报实践中，确实展现出了更多对复杂性的考量。

　　为探讨复杂性对作战和战术层面情报过程的影响，本部分将回顾军事情报理论中的情报循环。循环的优势在于，它使得人们能对情报需求、收集数据、信息以及情报产品有共同的理解。这有利于国际间的合作，例如在北约内部。尽管有此优势，但越来越多的文献指出了情报循环模型存在的缺陷。批评主要针对循环的周期性和序列性特点。实际上，步骤并非总是按顺序执行，而且存在许多内部反馈环路。因此非线性操作的计算机软件，而非目前流行的机电反馈系统，是对循环更好的隐喻。然而，大多数文献认为情报循环的缺陷主要来自于各组件或变量，如不清晰问题、信息/传感器可用性或纠正反馈回路缺失等。这些使人们没有意识到，情报循环理论正在逐渐过时。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作为一种标准化模型，情报循环假设所有目标无论其复杂性和认知需求如何，其过程都是相同的。一些学者利用复杂性来探寻对情报问题及其方法的不同理解。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特雷弗顿的情报问题分类法（谜题、秘密、复杂性）。吉尔和菲西安利用复杂性论证情报更适合被描述为网络而非循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门克维尔德，他考察了情报问题在复杂性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评估确定性产生的影响。门克维尔德较少强调的一个方面是情报的情境性以及自我意识的必要性。

　　作为军事情报的典型模型，情报循环理论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循环中是否存在一种能力，能够对不同的问题进行反身性的调整？情报循环是一个基于控制论的反馈回路。这意味着，它被视为是封闭系统，通过一个既定的反馈过程进行控制，其行为是有规律的、确定的、可重复的。情报循环是一个控制系统的隐喻，其中的控制单元感知反馈，并通过编程对输出进行持续的微小调整。在传统军事循环的隐喻中，使用者是控制单元，不断调整他们的需求来优化情报的输入。

　　更具体地说，在传统的情报循环中，向发起指挥的军事指挥官传递情报即启动了控制反馈。此举调整了军事指挥官或控制者的初始情报需求，引发新的需求，并重新开始整个流程。情报循环中唯一进行调整的地方：是情报使用者提供了情报的指导方向。在该情报循环中，只有输入方向发生改变，而循环的其他部分则缺乏灵活性。无论是在战术、战斗或战略层面，传统情报循环都无法有效适应和解决复杂性问题。在情报文献中，对生产者-消费者关系的讨论反映了对控制和反馈过程的关注。尽管情报循环在过去70多年里基本保持不变，但控制论中对于控制和组织的思想早已发展为复杂性科学，为研究系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为了更深入理解控制论和复杂性主题，博伊德的OODA循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讨论军事革命或网络中心战时，OODA循环常被引用。从真正的军事角度解读，军事革命或网络中心战的理念是利用现代技术加速OODA循环，比对手更快地完成这个循环即意味着胜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战术层面上，这种观点只部分正确，但博伊德也主张，重要的是更快地处理不断变化的冲突局势，并且比对手更快地适应它。这种过分强调速度而忽视适应性的误解，使OODA循环被简化为一个传输信息的控制论决策周期。但博伊德指出，信息不仅通过系统传递，同时还塑造了系统本身。

　　OODA循环的重点是适应性，其次是速度，但基于控制的情报循环的适应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它只能在系统中传递情报，而不受其影响。这种循环为通常复杂的问题提供了简单的解决方案。为了提升军事情报工作的过程，专业人士更应进一步转向复杂性，并开放自身，接纳封闭系统中除控制反馈之外的其他理念。正如一系列案例研究所示，这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论证。

　　军队中特定的层级结构和官僚体制可能会限制情报标示和评估的带宽（即信息处理能力）。在涉及跨国部署的场合，通常也会有一项明确背景和任务的国际政治任务书。例如，要求国际军事力量确保环境安全稳定，确保行动自由。这暗含了存在一些对抗性元素，并且识别这些对立群体（至少在一部分上）是政治行为。派遣国也常常对军事行动施加额外的限制和条件。特别是对于规模较小的参与国来说，（国际）政治因素和框架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形成对意义理解的障碍。

　　在阿富汗，荷兰部队为国际安全援助力量的多个任务提供了支援。其中，乌鲁兹甘特遣队的使命是通过增强当地人民对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并削弱对及相关团体的支持，以促进稳定和安全。为实现这一目标，荷兰国防情报与安全服务部门在公开报告，以及2005年政府发给议会的信件中采纳了美国的敌对武装力量框架。这是一种通用分类方法，将任何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乌鲁兹甘特遣队任务目标不一致的行动者，都归入此类。这反映了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所奉行的非我即敌的逻辑，并将视为同基地组织一样的威胁。

　　然而，荷兰社会和政治界的争论也使得政治家们必须公开阐明，乌鲁兹甘特遣队的目标是进行重建，而非战斗。另外，某些被美国特种作战部队选定为合作对象的部落首领和实际权力掮客，是乌鲁兹甘特遣队被明令禁止接触的。荷兰议员们试图保证与荷兰士兵合作的行动者“手脚干净”，维系高道德标准。然而实际上，由此产生的权力态势反而导致当地部落关系被框定为或敌对武装力量。它甚至推动了一些部落首领真正寻求的支持。随着时间推移，当地经验和基于部落的情报分析为乌鲁兹甘特遣队连续轮换提供了更详尽的洞察。然而对一些乌鲁兹甘特遣队指挥官、工作人员及军事情报单位来说，从初始以敌人为中心，转变为以民众为中心，却十分困难。影响情报工作的另一个复杂因素是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按省份组织的方式。例如，赫尔曼德河沿线事态发展的情报工作被划分给乌鲁兹甘特遣队和赫尔曼德特遣队。正如在乌鲁兹甘的荷兰军队一样，邻近赫尔曼德省的英军也面对着与英国政治目标和战略叙事不同的复杂现实。尤其是铲除罂粟田行动对当地情况和社会经济需求严重漠视，这种盲目启动的行为疏远了相关参与者。

　　对于荷兰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另一项贡献——昆都士省的警察培训任务，荷兰议会的大部分成员经过艰苦协商达成了政治支持的共识。然而，作为条件，必须对毕业警员进行追踪，确保他们不会参与战斗或被派往省外。在阿富汗这样的环境中，警察和军事角色无法严格区分，跟踪人员极具挑战性，因此这一要求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官方对特遣团的评估还得出结论，在结束乌鲁兹甘特遣队任务后，向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军事支援的首要（荷兰政治）需求，掩盖了昆都士特遣队对警察和司法系统的长期影响。更为通俗地说，派兵作出国际贡献时的政治考虑，如结盟外交或通过“在地图上标记旗帜”建立声誉，可能会使注意力从开展有效行动和收集相关军事情报，转移到最大限度减少伤亡方面。更广泛的利益，比如联盟的未来，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国际政治背景可能会对军事情报收集和分析的流程、传播和接受度产生显著影响，尤其是考虑到军队中的层级制度和官僚文化。换言之，理解意义的障碍，如世界观的投射、政治要求或组织僵化，可能会造成政治现实、军事情报及地面作战经验和复杂性之间出现纵向错位。强调这种语境性质并非试图简化问题。多年来，荷兰等北约成员国倡导更全面的三维方法（防御、外交和发展），乌鲁兹甘特遣队和其他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也采纳了这一方案，使阿富汗机构、当地部落和利益相关者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合作不断深入。

　　对组织设计的新理念以及情报感知构建和理解的新概念，都推动了军事情报的发展。2010年关于修复情报工作的报告揭示，人们重新发现了强调以民众为中心的反叛乱原则和更广泛的军事行动的重点。该报告提出的情报蓝图，包括在地区级别的稳定行动信息中心，聘请类似记者的分析师和信息经纪人组成的流动团队，为军事单位、地方政府和非政府伙伴提供全面洞察。有些人批评这种横向概念重构，超越了军事情报传统角色、职责、组织和能力，或者认为军事情报不应只是“修复”情报。另外，所呼吁的网络化、协同性以及更非正式的横向“特设机构”需要大量投资并进行转型，而军事情报机构并不仅仅支持以民众为中心的反叛乱行动。然而，可以说，当代冲突（或战争）的复杂环境，同样要求对军事情报的纵向影响进行整体的考虑和反思。因此，对于冷战时期传统的官僚式军事情报下属机构和封闭的流程进行修订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北约区域外和其他维护国际稳定的行动中。

　　与军事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相反，在实践中，军事情报的意义构建需要非正式的合作和临时特设组织来促进创新实验，尊重专业知识并过度简化。此外，情报和信息的理论概念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与北约区域外的行动相比，联合国特派团的正式范围更广，联合国军事部队通常只是特派团负责人可以调用的众多力量之一。因此，军事信息（或情报）涉及多个领域，在这方面经常使用的一个缩写词是X-PMESII，提倡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信息和基础设施等多视角出发。然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案例也表明了北约如何转向更全面的方法。

　　在联合国内部，情报一词长期以来被视为有争议的敏感词。它常与未经许可或同意的秘密收集行为以及非法隐秘行动相联系。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来说，存在明确的法律和道德限制，并且该组织高度强调以透明度、客观性、中立性和包容性作为其核心原则。这也反映在观察员特派团的悠久传统中，如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和中东地区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对于联合国士兵来说，被动的收集和报告情报，一直（可能仍然）是情报工作的主要形式。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报收集过程对于支持联合国军事力量和更广泛任务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联合国对维和行动进行评估时，明确指出特派团和军事信息管理实际上只是情报的委婉说法。

　　联合国是否在悄无声息地进行情报工作？2005年，联合国的监督报告得出结论：军事信息部门通常是被动的，并且高度依赖二手信息，甚至连收集公开来源情报以支持任务的概念或安全许可都缺乏。然而，从2006年开始，特派团联合任务分析小组在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针对犯罪团伙的初期行动中，已经成为任务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不仅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提供战略简报，而且针对帮派领导和地点提供了极其及时的目标信息、线人网络和各类（航拍）图像等必要的情报输入。在任务执行期间，由于其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军队指挥官和警察专员决定向该小组投入更多人力。同时，他们也与驻海地的各国大使馆及相关的国家情报服务进行了非正式讨论。信息分类和如何安全存储信息的规则是基础。然而，非正式的横向协作机会、威胁行为体（即犯罪团伙）的特殊性以及打击犯罪团伙的成功行动，共同形成了对特派团至关重要的一种特定情报处理流程。

　　作为学者的联黎部队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组长雷诺·特纳恩斯，认识到联合国内部对情报的传统负面看法，但也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建议联合国采用“理解”（understanding）这一更广泛的概念——“对特定局势的感知和解释，以提供有效决策所需的背景、洞察力和前瞻性。”由于这一定义与北约和英国关于情报意义构建的理论如出一辙，人们不禁再次思考，回避使用情报一词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语义问题。自2015年起，联合国内部开始正式制定一个情报框架来应对并抵消这一趋势。推动此举的原因之一是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就复杂挑战、不断演变的威胁以及联合国部队和平民伤亡人数增加等问题进行的讨论。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中，联合国维和行动部（UN DPKO）制定了维和情报政策、军事维和情报（MPKI）手册，并开设了培训教师的课程。手册和课程内容反映了广泛接受的概念和行动框架，与北约奥伯阿默高学校情报课程的内容相似：情报循环和职能、分析工具、报告格式、信息需求管理和收集/获取管理。联合国课程中承认，军事维和情报对作战环境的分析与北约的战场情报准备和作战环境情报准备非常相似，两者均为军事决策过程提供信息支持。然而，教员们被告知不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这可能使学生感到困惑，并强调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非军事（民事）因素——特别是人类因素以及影响人类生活和活动的因素——才是重点。评论没有强调北约成员如何从以敌人为中心的方法扩大范围，并认识到广阔的人文地域和复杂性安全观。特温斯比较在阿富汗建立的地区级稳定行动信息中心和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两个概念时，将两者联系起来，这说明联合国内部明显存在政治或官僚需求，需要明确标明其维和情报政策和文件与北约的不同之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维和情报”被微妙地改为“维和-情报”，以尽可能与（国家）情报区分开。

　　实际上，马里稳定团（全称“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中一小部分出兵国，例如荷兰等国采用北约情报流程和实践经验，向联合国提供了一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对军事情报发展的纵向影响，并最终为起草军事维和情报文件的工作组成员提供了借鉴。这项工作始于建立实验性的全源信息融合单位。全源信息融合单位使公开来源的信息、人力、图像以及信号情报成为重要资源，其所具备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对联合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成为了联合国特派团军事结构中首个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信息的独立单位。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意义构建、共享和合作远没有达到最佳状态。这些因素包括任务限制、资源短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限制，以及在联合国马里稳定团中，西方部队和非洲部队之间的文化与组织差异。如全源信息融合单位的任务是密切关注马里，而复杂的局势却要求采取区域分析方法；高端情报收集手段无法使用，其信息也无法传播，如阿帕奇直升机拍摄的图像也包含高度机密的数据；西方的人员情报和军民互动小组需要覆盖广阔的地区，并面临当地语言和文化障碍。尽管保密和文化差异仍阻碍着西方和非盟在马里稳定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但军人购买商用摄像机的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问题。最终，全源信息融合单位的工作人员确实与其他的马里稳定团队伍及在马里的民间组织建立了联络，并对其进行培训。全源信息融合单位分析师也开始与活跃在该地区的法国部队（非马里稳定团）进行非正式接触。

　　由于全源信息融合单位的成员国坚持采用北约的原则和标准，其他任务小组和（非北约）出兵国仍将把全源信息融合单位视为特派团的一个外来元素。全源信息融合单位的独立性，源于西方的实用主义和其对贡献可见度的渴望。一些人认为，其孤立和保密性是一种重要的组织缺陷，导致了情报壁垒、效率低下以及在任务分派上的重复竞争。此外，冬季降雪、盛行滑雪的西欧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被一些人从种族角度来描述。最终，随着全源信息融合单位人员与马里稳定团常规情报部门U2及联合军事咨询组在2017年实现共同驻扎，全源信息融合单位的招募规模缩减，并共享专业知识、经验和实践，使这种分离状态最终得以解决。

　　事后来看，全源信息融合单位被视作在根据北约的概念发展和实验政策，推进更深层次特派团军事情报系统创新的一项试验。来自欧洲国家的联合国官员试图将联合国“北约化”，以便更好地进行反恐工作，但他们对于贡献可见度的实用主义论证，和对贡献可见度不能满足时的抵触情绪，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目标。然而，新组织形态一旦创建起来，横向非正式协作及其他实践就会浮现出来，进而影响联合国在更广领域内的情报创新。

　　总体而言，2006年以来，联合国军事维和情报的发展表明，组织的灵活性和工作层面的非正式协作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于“军事情报”的整体视角及其实用方法或原则，北约和联合国特派团之间的相似性正在增加。在实践中，官僚体制和深刻的复杂性，包括政治任务、派遣国的多样性、组织结构和行动环境等，都是影响军事（维和）情报的性质、价值和影响的重要因素（或潜在障碍）。因此，改进军事情报的意义构建，需要专业人员在工作层面进行灵活和持续的反思。然而，尽管与联合国特派团其他（民事）部门的横向合作日益增多，但保密条件限制了军事情报从业人员与非情报部门的外部人员（科学家或非政府组织）交流思想，而这些人士也属于更广泛的与任务相关的复杂安全生态系统。

　　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看，这两个案例都强调了理解和慎重处理军事情报中的纵向和横向维度或因素的重要性。除了系统的开放性，还需要重新审视系统边界，因为边界取决于观察视角、环境或背景。然而，在军事理论和决策制定中，尽管受到复杂性思维的影响，系统的主要特征仍然是封闭的。对于军事情报工作来说更是如此，它应该客观地观察作战环境且不去影响它，而非承认情报与环境之间持续存在的互动。

　　传统的情报循环在理论上仍被视为军事情报的核心流程，使情报工作牢固地根植于控制论时代。针对情报循环的批评或替代方案，几乎没有采用任何复杂性和适应性问题的视角。再加上在学术领域研究战争及战术复杂性时，普遍缺乏涉及情报问题的讨论，这使得问题进一步加剧。为了改进军事情报流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审视其学习和适应能力。首先应当打破军事情报相对孤立的局面，并从军事科学开始，与其他应用复杂性科学和复杂性思维的领域建立联系。尤其是设计思维极为合适，因为它能帮助军事情报人员在考虑新的组织形态时，融入明确的复杂性思想理论基础，从而促进对问题的多角度审视。

　　情报研究中的几个观点为在军事情报中引入复杂性方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特雷弗顿的“谜题、秘密和复杂性”分类，可能为设计适应复杂性的情报过程提供了更直观的概念。与现有关于复杂性和（军事）情报文献相比，更深入的方法将进一步强调反身性。回到特雷弗顿的分类法，我们应该将谜题、秘密和复杂性看作是一种套娃式的存在：谜题是可操作的简化，但这绝不意味着分析师可以因此摆脱反身性。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情报意义构建的观点，例如过度简化，尊重专业知识而非权威层级，以及实施行动时进行反思。

　　正如案例研究所示，降低潜在的政治、文化或官僚壁垒的影响，有助于推动反身性的意义构建。世界观或政治需求可能会在军事情报和实际作战经验之间形成纵向错位。同时，我们应鼓励创新性试验和创新性组织，重视专业知识并采纳多元视角以增强自我认知。横向合作项目和非正式的创新行为对于军事情报部门的运作极其关键。避免并细化（政治）分类，比如阿富汗的反对派武装力量，同时积极建立跨越等级和任务组织鸿沟的网络，可以增进理解，并减少在战地产生不必要的反作用。需要重新审查开源信息和情报的本质与价值，包括保密的功能。应尽量减轻形式化官僚程序及其对情报理解过程的影响，例如联合国内部的负面看法或组织分歧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案例说明了正式的理念与组织灵活性和非正式实践之间的差异。而非正式实践正是推动变革的重要驱动力。